锦博文学网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有关资治通鉴的上句是的相关知识，希望对于大学学习的过程中有帮助。
本文目录一览：
- 1、《资治通鉴》上起_____,下至_____.
- 2、魏人缘江举火缘的意思
- 3、《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句话就指明了权力的来源
- 4、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句
- 5、契丹主遣使者日驰七百里翻译
- 6、请问“夷狄，禽兽也，畏威而不怀德 ”这个句子出自于哪里？？？？
《资治通鉴》上起_____,下至_____.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至后周显德六年（959年）.
魏人缘江举火缘的意思
魏人缘江举火的意思是魏国的人民于是在江边举起火把。
本句话出自资治通鉴·宋纪·宋纪八。原文节选：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会群臣于瓜步山上，班爵行赏有差。魏人缘江举火；太子石卫率尹弘言于上曰：“六夷如此，必走。”丁亥，魏掠居民、焚庐舍而去。
故诞世之反也，江夏王义恭等奏彭城王义康数有怨言，摇动民听，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请徙义康广州。上将徙义康，先遣使语之，义康曰：“人生会死，吾岂爱生！必为乱阶，虽远何益！请死于此，耻复屡迁。”竟未及往。
魏师之瓜步，人情汹惧。上虑不逞之人复奉义康为乱；太子劭及武陵王骏、尚书左仆射何尚之屡启宜早为之所；上乃遣中书舍人严龙赍药赐义康死。义康不肯服，曰：“佛教不许自杀；愿随宜处分。”使者以被掩杀之。
江夏王义恭以碻磝不可守，召王玄谟还历城；魏人追击败之，遂取碻磝。
初，上闻魏将入寇，命广陵太守刘怀之逆烧城府、船乘，尽帅其民渡江。山阳太守萧僧珍悉敛其民入城，台送粮仗诣盱眙及滑台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阳；蓄陂水令满，须魏人至，决以灌之。魏人过山阳，不敢留，因攻盱眙。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资治通鉴》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通鉴》是一部编年体的通史（《史记》为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春秋》为现存最早编年体史书），按时间先后叙次史事，往往用追叙和终言的手法，说明史事的前因后果，容易使人得到系统而明晰的印象。它的内容以政治、军事的史实为主，借以展示历代君臣治乱、成败、安危之迹，作为历史的借鉴。叙述了各族人民的生活与斗争。
《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句话就指明了权力的来源
上文说到准备从权谋的角度来聊聊《资治通鉴》。“权谋”顾名思义就是得到权力和巩固权力的谋略。在聊权谋之前，首先要确定权力是如何来的。简单来说就是别人为什么要听你的。只有弄明白这个问题，才能去思考如何获取权力和巩固权力。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开篇的第一句话，用三家分晋事件来指明权力的来源。这句话是“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这句话很简单，极为精练地阐述了三家分晋的历史事实，同时也表明了司马光对这件事的态度。紧接着司马光就发表了一千多字的议论，提出以礼治国的政治思想，同时也暗含了权力的本质。
司马光认为权力的本质是社会秩序，权力的来源是社会秩序下的名分。通俗地说就是权力来源于职务（也就是名分），职务来源于社会等级秩序。而《资治通鉴》以“三家分晋”为开端就体现了这种权力意识。以“三家分晋”为开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孔子编《春秋》，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左传》记事止于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伯，多出《春秋》二十八年。司马光曾说过“孔子之经不可损益”，又说“经不可续”。以“三家分晋”为始，是为了接《春秋左氏》之后也（胡三省语）。司马光以此表明《资治通鉴》的史学正统地位。
更为主要的原因是，司马光认为“三家分晋”是治乱分野。由于《资治通鉴》是为皇帝用来参悟治国之道而写的书，所以司马光在这句话后就开篇明义地提出皇帝的职责就是维护社会秩序，这也正如《万历十五年》里面提出的皇帝就如同活着的祖宗，他的最主要工作就是作为社会秩序的表率，参加各种似乎毫无意义的仪式，从而来维护和巩固自身权力。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防线是天子，如果连天子自己都不能维护纪纲而自乱名分，则王道尽。
周朝自周平王东迁以来，王室卑微，诸侯强大，礼乐征伐之权不出自天子。但是，体貌犹存，名分还在，所以，诸侯彼此吞并的事虽然有，但以臣代君的事还真没发生过。韩、赵、魏三家于晋为卿大夫，于周则为陪臣，三家专有晋国之政，犹惧于君臣名分而不敢自立，周天子不但不能诛讨之，反而升之为诸侯，则是连“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了。因此在司马光看来，三家分晋具有不同寻常的历史意义，成为时代划分的标志性事件，所以，特意用“初命”二字，意思是之前从未有这种事，这是开天辟地第一回，故于《资治通鉴》开篇便书而论之。
在这里有一个“实”与“名”的问题，曹操说过“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可孔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就如同你是周威烈王，三家他们威胁利诱你，要求你册封他们为诸侯，如果答应他们的条件，他们就给你一些好处，不答应他们，他们有可能来打你。实际上无论你答不答应，都改变不了他们已经获取到权力的事实，此时你该如何抉择。
按照司马光的观点，不应该封他们，一旦封他们就是本应该维护社会秩序的天子带头破坏了社会秩序，从而丢失了名分，使自己丧失了权力。所以古代官员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现在很多人不同意司马光的观点，认为实际上他已经掌握权力了，就算不给他名义，也改变不了任何现状。还不如将虚名给他们，来换取一些实际的好处。
实际上“实”与“名”并不矛盾，当社会秩序稳定时，名分与权力是紧紧绑定在一起的，有名分自然就有权力。当一种旧社会秩序开始崩塌，新社会秩序还没有建立时，“实”与“名”会出现分离，此时名分似乎不再能带来权力，而是通过斗智斗勇来获取权力。但这种状态不会长久，要想权力牢固，就必然要“实”与“名”相一致。
所以对于“三家分晋”我是赞同司马光的观点的，设想一下，如果周威烈王以及以后的周天子都能守住“大义”之名，那么就算一直无法改变不拥有实际权力的局面，但那些拥有实际权力的人只要没有“大义”之名，他们就要永远通过斗智斗勇来保障自己的权力，一旦他们失败就将失去权力而被取代，而周天子的后代一旦出现智勇双全的人物将会拨乱反正，将“实”与“名”相统一，继而建立新的稳定的社会秩序。能佐证这个观点的就是日本的历史。
因此要想获取权力，在治世就是要获取名分，在乱世则是运用自身智慧和才能形成威望进而获取权力，但要想巩固权力就必须要有名分。下一篇咱们就一起看看“三家分晋”中的韩、赵、魏是如何运用智谋来获取权力的。
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句
《资治通鉴》开篇第一句：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
契丹主遣使者日驰七百里翻译
契丹君主派遣使者每天驱马行进七百里赶到晋阳。
原文选段：契丹主遣使者日驰七百里诣晋阳，命北汉主发兵挠周边。闻上南归，乃罢兵。南唐清源节度使留从效遣使入贡，请置进奏院于京师，直隶中朝，诏报曰：“江南近服，方务绥怀，卿久奉金陵，未可改图。若置邸上都，与彼抗衡，受而有之，罪在于朕。卿远修职贡，足表忠勤，勉事旧君，且宜如故。如此，则于卿笃始终之义，于朕尽柔远之宜，惟乃通方，谅达予意。”
译文：契丹君主派遣使者每天驱马行进七百里赶到晋阳，命令北汉君主发兵骚扰后周边境。听说世宗南下返归，于是休兵。
南唐清源节度使留从效派遣使者入朝进贡，请求在京城设置进奏院，直接隶属中央朝廷，诏书回复说：“江南新近归服，正在设法安抚，爱卿长久侍奉金陵，不可改变主意。倘若在京城设置进奏院官邸，同金陵相抗衡，接受你而拥有了你的泉州，罪过就在朕身上。爱卿远道而来进奉贡品，足以表示忠诚勤勉，努力侍奉旧日君主，应该一切如故。这样的话，对于爱卿来说可以加深始终如一的情义，对于朕来说可以尽到安抚四方的义务，希望你通情达理，体谅明白朕的本意。”
出处：《资治通鉴·后周纪五》
作品简介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是由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十九年完成。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十六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三百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请问“夷狄，禽兽也，畏威而不怀德 ”这个句子出自于哪里？？？？
这个句子出自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原文为：唐太宗：“夷狄，禽兽也，畏威而不怀德 。”
意思是：古代中国的周边一些少数民族政权落后野蛮，只相信暴力、威压，不懂得感念恩德和恩惠。
《资治通鉴》是专为治国者提供参考和借鉴而编写的史书。其书中总结的许多经验教训，均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
唐太宗的这句话，也对后世的统治者提供了有借鉴意义的范例。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成语"畏威怀德“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司马光曾患历代史籍浩繁，学者难以遍览，因欲撮取其要，撰纪传体史。初成《通志》8卷，起战国至秦二世，表进于朝，引起宋英宗的重视。治平三年（1066），诏置书局于崇文院，继续编纂。宋神宗即位，赐书名为《资治通鉴》，并序以奖之。元丰七年（1084）书成。
《通鉴》由司马光总其大成，协修者有刘恕、刘攽、范祖禹3人。刘恕博闻强记，自《史记》以下诸史，旁及私记杂说，无所不览，对《通鉴》的讨论编次，用力最多。刘攽于汉史、范祖禹于唐史，都有专深的研究。他们分工合作，各自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由司马光修改润色，写成定稿。其中是非予夺，一出于光。
《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异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
《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
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
《通鉴》成书后，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元祐元年（1086）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今元祐本已不可见。南宋高宗绍兴二年（1132）有余姚重刻本，亦多残缺。中华书局据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本，加以标点校勘，重新出版，是《通鉴》较好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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